义勇军抗战的发动
—、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各党派爱国人士、爱国民众团体的倡导和影响下，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浪潮。

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号召。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于9月20日、22日、25日、30日和10月12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民众书等文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发动本质，严厉谴责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国主张。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民众不要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也不要企图依赖国联和非战公约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而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自己武装起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在决议中还持别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武装民众的抗日主张，而且根据实际斗争经验提出了建立民众武装的组织形式——救国义勇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思来于l0月间著文呼吁：“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他认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除中国共产党外，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爱国人士也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呼声。国民党民主派的著名领袖宋庆龄于1931年12月19日发表了《宋庆龄宣言》，严厉谴责了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内战和不抵抗主义，表示：“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不忍见四万万七干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她号召正直的国民党人和真正的革命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行径作坚决的斗争。事变发生时正在国外的另一位国民党民主派领袖何香凝也于10月3日发表《告全国兵士民众书》，号召全国兵士民众勿为内战作牺牲，而要奋起抗敌，“以造成我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光荣”。她表示：“如我国民全体奋发，对日宣战，则香凝虽近已老病，不能奔逐疆场，然亦必马上回国，誓随我民众之后，作救护死伤之工作，以向日帝国主义者致最后之死命”。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其主要领导人邓演达被捕后由中央干事会干事黄琪翔等主持，于11月12日发表《对时局宣传大纲》，表明该党的主要任务是“以民主斗争的口号团结一切反蒋抗日的势力，对内则铲除独裁的官僚政治，实现平民政治；对外则联合一切被压迫阶级和弱小民族，消灭—切帝国主义在华之支配势力。”该党认为，只有“推翻南京统治，建立平民革命政权，才能抗日救国”。中国致公党于同年10月在香港召开二大，会后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爱国人士、爱国将领李济深、冯玉祥、禁元培、马相伯、沈钧儒、黄炎培等也利用各种机会发表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言论，为营救因要求抗日而被捕入狱的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而奔走呼号。在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爱国人士的号召和影响下，各界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迅速展开。

从9月19日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工人、学生及市民即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通电声讨日本的侵略罪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学生和在平读书的东北籍学生共3000余人成立了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侵贼拼争”。23日北平各界在中山公园召开市民大会抗议日军侵占东北，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在上海，从9月24日开始，有10万大中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通电国民政府，要求迅下决心抗日。上海市码头工人数万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日资纱厂工人也随之举行反日罢工。与此同时，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军校等学校学生也纷纷集会游行，并到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外交部等处请愿，要求制止囚军暴行。23日上午，各界人士举行了20万人的市民大会，声讨日军侵占东北的罪行。各地都相继成立了各界民众的抗日救国会等反日爱国团体。

9月下旬，由于日军在东北继续扩大其军事占领，而国民党政府除要求民众“镇静”之外，无任何抗日行动，于是各地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28日，上海、南京两地学生共5000余人前往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愿，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学生们在盛怒之下捣毁了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

进入11月后，日军又向黑龙江省进犯，国民党政府仍然一兵不发，于是学生和各界群众又掀起了第二次赴南京请愿高潮。11月5日，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由北平出发南下，11日该团600余人冒雨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被迫接见，但对代表团提出的收复东北失地、悬赏缉拿汉奸等8项要求支吾搪塞。天津、南京等校提出的“出兵援马”等要求，也被蒋敷衍过去。11月26日，上海、杭州、无锡、常州、镇江、北平等地20000余名学生云集南京，再次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援马抗日。蒋介石被迫于27日出见学生，口头上答应出兵．随后又指责学生“逾越常轨”，进行威胁。

11月末至12月中旬，学生和各界民众的请愿转变为示威。12月5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300余人行至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前时突遭干余名军警阻拦殴打，伤30余人，被捕180余人。12月9日，上海各校学生5000余人为声援北平学生示威团爱国行动、抗议国民党当局掳伤学生举行大示威，包围上海市政府，迫使上海市长张群释放被捕学生代表，并且组织民众临时法庭，审判殴打、逮捕学生的凶手。最后在学生和民众的压力下张群被迫辞职。12月17日、18日各地学生示威团共20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举行联合总示威。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学生死1人，伤100余人，被捕35人，酿成轰动一时的“珍珠桥惨案”。接着国民党当局又派大批军警强行将各地学生押送回原籍。

学生的示威活动虽然暂时被国民党当局残暴镇压下去，但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反蒋运动更加高涨。各界民众的抗日团体不断涌现，对日不合作主义、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活动普遍展开。在全国抗日反蒋的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提出辞职书，宣告“下野”。

二、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组织领导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全力以赴，立即投入了发动和领导东北民众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省委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指出：这次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也是国民党政府投降帝国主义，采取所谓“忍耐”、“镇静”政策的必然结果。宣言号召东北地区工农兵劳苦群众，要认清国民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要坚决的揭破他们无耻的欺骗。广大群众要组织自己的武装军队，这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由于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以来有大批朝鲜爱国者流亡到东北，日本侵略者为削弱中朝人民的抗日力量，大肆挑拨民族关系。因而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与团满洲省委又共同发出了《告群众书》，号召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一切劳苦的革命群众，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和广大的革命的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弟兄们携手起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取获得解放和革命的最后成功。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别的决议，要求满洲各级党部，要坚决的公开的向广大群众说明这次“事变”的本质，“用尽一切方法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扩大宣传，特别要加强中韩劳苦群众反对日本领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与组织，十倍加紧在日本一切企业中的争斗”。省委动员了全体党团员，集中一切力量作好宣传及组织发动抗日工作，除了发宣言外，还决定将党的主张写成标语张贴，9月25日后，在沈阳、大连、哈尔滨等街头出现了“以罢工、罢市、罢课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和传单。与此同时，省委举办干部训练班，并将现有的工作人员，陆续派到锦州、东边道、辽西、新民、吉林、黑龙江以及南满路、中东路沿线各地去巡视，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斗争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

1932年初，刚刚组建的以罗登贤为首的中共满洲省委认真学习了周恩来发表在《红旗周报》上的关于组织救国义勇军的文章，并于3月15日和2月6日先后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三、第四次宣言，号召全满工农兵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队抗日军”，指出只有民众的抗战，只有“满洲民众坚决的起来，扩大这一战争才能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血政策解放出来”。

1932年春，当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普遍兴起之时，中共满洲省委高度评价了东北地区的抗日形势，指出；“干百万工农失业学生群众已开始了自动武装起来成立广大的义勇军。士兵与民众义勇军更继续扩大英勇的反日战争，现在更大规模向着奉天、长春、哈尔滨城市进攻，使日本帝国主义及‘独立政府’惊慌失措，不能不承认‘新京被包围之势’。省委在决议中指示各级党组织要重视“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义勇军的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尤其是中东线、松花江、辽西、安东、吉林等地方更须以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在敌后方(奉天、哈尔滨、东满、饶河等)发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粮食与运输，解除敌人的武装(如小部队、便衣队、侦探走狗等)，用各种方法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同年4月5日省委详尽地制定了全满劳苦群众反日斗争十条纲领，其中包括“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工农义勇军”、“革命的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部满蒙被压迫民族一致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等项内容。

满洲省委的一系列宣言、号召及反日斗争的十大纲领，对于唤起广大民众的觉悟，积极参加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党对义勇军的领导和支援，除省委领导人如罗登贤、何成湘、金伯阳、杨林等经常到各地巡视指导外，还连续加派党团员到义勇军中进行工作，至1932年春达200余人。中央也派往满洲不少的领导骨干与党团员等进步分子到义勇军中开展工作。这样一来，到1932年上半年，党在义勇军中的工作已有很大加强。

例如1932年1月日军进攻哈尔滨前，党在26旅、28旅迫击炮连都开展了工作，并建立了党支部。党的同志除了作士兵组织发动工作外，还积极参加战斗。在哈尔滨保卫战中，上述部队在党团员的带动下，英勇杀敌，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许多党团员在这次保卫战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党发动中东路东线工人几乎完全加入了反日的红枪会，他们与农民一起边生产边与日军战斗，沿中东路约有两三万人之众。他们在一面坡、苇沙河一带与日军多次作战，歼灭日军两个旅，夺获了5600支步枪、12挺机关枪、2辆铁甲车，“红枪会群众作战的英勇确实令日本帝国主义无法应付。他们还在东线的阿城打败了日本军队，把日军赶到铁甲车上，群众愤怒的用斧子砍、铁锤敲。党组织因势利导，派人到苇沙河、阿什河”—带积极帮助改编队伍，作为我党领导红枪会的基础。另外在吉林自卫军和吉林抗日救国军冯占海、宫长海、田霖等部队中也有党员甚至建有党的支部、小组，宫长海部的一个骑兵营就是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该营在会发恒、桶子沟等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海青部下的义勇军主要成分大多是农民，起初只有1000多人，占领了扶余、农安等地后，提出了“打倒日本”、“打倒新国家”的口号，得到广大农民、学生等群众的拥护，因而纷纷入伍，迅速发展到30000多人。由于党的影响不断扩大，李海青觉得这样大队伍无法指挥，派代表找党帮助。省委了解情况后，派人与其两次接头，并派党团员到该部工作。在扶余等地党组织的帮助下，一批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被输送到该部，成为该部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的骨干，其中著名的有柳青庭、粱文丹、盂述先等。该部接受了党的影响和支援之后，战斗力大为提高，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劲旅。

省委派往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的党团员数量较多，在王德林准备起义过程中，东满特委派胡泽民、工生柏等十余同志参加鼓动工作，起义后，延吉县委派李延录前去加强工作力量，后被任为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党员李光为首组织了党团员为骨干的别动队，与补充团为救国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1932年夏在吉林自卫军中工作的省军委书记周保中又被王德林聘任为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议、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在此前后满洲省委和宁安党组织派了几十人到王德林、刘万奎的部队中去当秘书、宣传部长、小队长等，发挥了领导骨干的作用。周保中到救国军中组织了几个兵士支部，发展了党的组织，王德林部中国国民救国军发展迅速，与中共的领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辽西是“满洲义勇军反日战争发动最早”的地方，义勇军的斗争给日军以很大的打击，夺回了很多日军占据的地方。在辽西义勇军兴起时，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从驻关内的东北军中选派了一批党团员到辽西去组织发动义勇军。奉天特委也先后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义勇军王全一及张海天部及台安、辽中一带义勇军中去开展工作。这些工作收到了明显效果。正如1932年1月27日省委在《满洲工作近况》中所描述的那样：“辽西一带的农民群众，在反日的愤怒中，自动的武装起来，实行驱逐日本出占领地(这些地方已完全为义勇军占领)，并开始实行游击的策略，给日本帝国主义空前的打击(日本有许多小的部队完全被义勇军所消灭)。义勇军的数量仅在辽西一带至少亦在50000以上”。

辽宁的义勇军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1932年春，北平市的党团组织先后派共产党员冯乃革、进步青年李兆鳞、团员林郁青到辽阳，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4路军，并在该军中及辽田地区建立了团支部组织。后来又组成了以夏尚志为首的共青团临时工作委员会，夏还介绍团员魏拯民到辽阳义勇军中工作。1932年秋，中共河北省委还派党员侯薪、孙乙泰到辽阳义勇军开展活动。北平的抗日救国会先后派一批进步青年到辽阳、鞍山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工作。

辽东邓铁梅创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中和唐聚五创立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军中都有党的活动，并在9路军中建立了党的组织。

总之，在党中央的指导帮助下，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满洲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在白色恐饰之下，奋不顾身的投身于组织发动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斗争洪流，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发展了义勇军的斗争，使东北“几十万的义勇军与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血与肉的拼死命的革命战争。北满、南满、中东路的东西线、哈长线、南满线、奉山线、吉海、吉敦、吉长各铁路的沿线，松花江、牡丹江的沿岸集中了无数的义勇军，他们英勇的战斗的行动弥漫了整个的满洲。它震撼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铁血的统治”。

三、张学良对东北爱国军民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东北军政当局的最高负责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由于对形势的“判断错误”，对日本关东军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侵略战争估计不足，事变发生时又幻想蒋介石和国联能够制止日本侵略行动，因而他执行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尽管如此，作为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的东北军统帅，面对国土沦丧、同胞受难的现实，他无时无刻不希望以举国之力，对日宣战，收复东北失地。但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先安内后援外”的方针，不容许东北军与日军“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对爱国军民违背国民党政府意志而进行的自发的抗战，就特别富于同情，并给予尽可能的支持和指导。

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在接到荣臻发来的十万火急电报，报告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即召集在北平的于学忠、战翼翘、万福臃、鲍文彬等重要将领开会。会上，张学良表明了如下态度：对日本“这次挑衅的举动”，“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员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对于群情激昂的各界民众、青年学生和东北军中的中下级军官的抗日要求，张学良一面表示“我的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并申明自己有“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的自信心。然而，张学良的这类表示和他极其痛苦的矛盾处境，并不被广大民众所理解。

9月23日，从沈阳逃出的阎宝航、卢广绩等爱国人士在北平见到张学良后，向张提出抗日要求，张当时解释说：“南京政府已下达了不许抵抗的命令，作为军人，我只有执行。”阎等听后情绪非常激动，当即向张直言指出：“军人不能为保家卫国尽职尽责，把国家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使三千万家乡父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还表示希望张学良“不要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时张学良听了，很为之动颜。又一次，当阎宝航等与张学良就抗日问题发生争执时，张无名火起大声嚷道；“我不抵抗，不爱国，对不起家乡父老．我引咎辞职，让你们来干”。说罢拂袖而去。而事后又特为此向阎表示歉意。还有一次，上海律师吴迈在北平见到张学良时，曾“当面特写有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的手迹，递交给张学良，以此来刺激张。张见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和吴握手，表示感谢。他极力克制自己矛盾和痛苦的心倩，对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爱国军民的抗日要求和行动，多方面给予支持。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苦于没有活动经费，张学良除了通过北平行营拨给1万4干元之外，还积极认购救国会发行的“爱国奖券”，在经费上解决了救国会的燃眉之急。救国会常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事变前大都是当时沈阳国民外交协会和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他们到北平后，没有正式工作，经济拮据，张学良就成立了一个“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聘这些人当委员，每人每月给100元生活费用，使这些人能安心致力于救国会的工作。其后，为了保护救国会免遭日特与汉奸的破坏，张学良还特许成立一个警卫班。

11月初，日本侵略行径进一步扩大，为了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赴京请愿团，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南京方面听到消息，曾给张学良打电话令他劝阻，也令铁路局不给挂车。张学良拒未执行。后来北京辅仁大学等9校2000余名学生准备赴南京请愿，由于蒋介石已对铁路方面下了“宁可停车，不许通行”的命令，使学生与铁路发生争执。张学良“乃转知北宁路局为学生挂车。”使“二干名学生遂由平南下。他对学生表示：“国难当前，诸位激于义愤，种种爱国举动，昭著世界，非惟学良衷心钦佩，全国青年亦必闻风兴起。

沈、长等地沦陷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军事占领的逐步扩大，东北各地政权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分化。一些早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汉奸亲日派，如熙洽、张景惠、威式毅、张海鹏、于芷山等，相继投敌叛国，属下军队也有相当部分随主官附逆；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官员和将领，则联络同志共兴抗日救亡之举，后来相继投入义勇军抗战的洪流之中；还有很多人处于观望之中。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当局也大肆网罗汉奸，拼凑傀儡政权，力图尽快在东北实行其全面的殖民主义统治。到9月下旬，辽、吉两省政府已经瓦解，黑龙江省政府也出于瘫痪状态。面对这种形势，受不抵抗命令束缚的张学良所能做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以东北军政当局最高负责人的名义调整各地军政大员，尽量支撑三省政权，通过这些地方政权对日军尚未占领地区军民贯彻作为中国政府的政令军令。为了选择合适的人主持三省临时政权，张学良可谓煞费苦心。他冲破了各种障碍，任用了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主持三省政府，为以后抗日发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31年9月23日，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张学良发出漾电，正式宣布：“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已不能行使职权，兹在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辽宁省政府行署”。两署初建时，张学良委任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荣臻代理参谋长，以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但因张作相对具体事务过问不多，荣臻经常往返于锦平之间，很少在锦州理事，代理省主席多居锦州，所以两署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张学良委托警务处长黄显声代为主持。张学良对锦州军政两署有一原则指示，即东北军正规部队尽量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一切问题由地方政府出面解决”。黄显声在锦即按这一指示开展各项抗日发动工作，张学良对黄的工作也尽力给予支持。

这时，由公安督察长熊飞指挥从沈阳撤出的公安警察部队己在锦州集中待命。为了扩大民众抗日武装，黄显声于9月末亲自主持召开了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盘山、台安等八县公安局长会议，决定抽调各县干警补充公安队，并重新改编为3个骑兵总队，令其驻锦州以北三屯一带整训，准备迎战来犯之敌。与此同时，黄又通令全省其他各县，迅速与省政府警务处联系，于是，“各县公安局长纷纷赶往铜县听候指示。各县公安局长返县后，按黄的指示普遍组织民团和发展其他形式的抗日武装，这样，为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为了充分发展组织民众抗日武装，黄显声积极与各方爱国人士取得联络，并以警务处的名义制定了民众武装的“编委方案”。这个方案对民众抗日武装的组编原则、程序、奖励办法、经费来源等都作了切实可行的规定。指出：凡能举义抗日的民众武装领导人，皆授以相应的军职军衔。如：“串武装100人以上者，以上尉待之”；“率武装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以上者，当任少校营长”，“率武装骑兵500人或步兵1000人以上者，当任为上校团长”；“不满100人之部队，当候与其他合并，候达定额后，派委员检阅，然后付给编成费。黄曾拟订在日军西侵之前在辽西一带组编8万义勇军的计划，上述8县每县组成一路由警察队伍为核心的万人义勇军队伍。事实上，这个计划已经被后来抗日形势的发展所超过，至同年11月末，仅江西、辽南等地，黄显声所委的各路义勇军就达20路之多。黄显声主持的辽宁省临时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以组织义勇军抗战为主要使命的抗日政府。

长春、吉林相继陷落后，原吉林省政府委员、法院院长诚允因反对熙治卖国投敌愤然出走，到锦州向张作相报告了吉林省沦陷的经过。张作相请示张学良后决定委托诚允返回哈尔滨主持组建吉林省临时政府工作。10月间，诚允王之佑等历尽艰险潜回哈尔滨，筹措组建省府事宜，因受到暗中已与日本侵略当局勾结的张景惠、李振声等人的破坏阻挠，迟迟不能在哈埠设府。诚允无奈，决定将临时省政府改在宾县设立，张学良批准了这一决定，并正式任命诚允为吉林省临时政府主席。

以诚允为首的吉林省临时政府组成后，以冯占海、李杜、赵毅、邢占清等部抗日军为支柱，励精图治，实行了适应抗日需要的各项改革，如免减苛捐杂税、禁止贪污中饱、实行爱国教育、培训抗日人材、组织民众武装等，吸引了各地的爱国志士，扩大了抗日武装，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省41个县中的29个县摆脱了熙洽的伪吉林省政府的控制，为组织吉林省民众的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10月初，当日军唆使张海鹏逆军准备进攻黑龙江省时，该省由于省主席万福臃不愿返回防地主持军政大计，主战和主和两派势力相持不下，政权处于瘫痪状态。张学良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起用爱国将领马占山出任该省军政首脑。10月10日张学良委任原步兵第3旅旅长、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任命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10月14日下午3时马占山自黑河乘船经哈尔滨改乘火车于当晚到达齐齐哈尔，次日在省政府礼堂宣誓就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省临时政府和军队，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毅然奋起抗战，揭开了东北爱国军民大规模抗战的序幕。

东北义勇军兴起后，饷械两亏，张学良常常“利用救国会名义的掩护，曾拔出很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交由救国会转发给义勇军。

辽东抗日义勇军第2军团副总指挥李纯华，1932年9月未曾带人到北平请求支援军火，经救国会向张学良商请，“张应允给以轻重机枪弹药等武器约十几吨。”这批武器为辽东几支义勇军部队联合发动关门山战役，重创日军，起了很大作用。镇压汉奸凌印青部之役，张学良除发现洋5万元奖励有功人员之外，还在北平德国饭店亲自召见擒凌的义勇军第l路司令项青山，并以所戴之怀表相赠，以资鼓励。张学良之堂弟张学成因叛国伏诛后，张学良奖励参加平叛有功人员现洋5万元，并盛赞平叛将领熊飞“又正义、又公平”，因赐名“正平”。此后熊飞改名为熊正平。

锦州失守后，救国会根据关外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曾先后派出大批人员出关组织义勇军。在此期间，张学良多次派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车向忱、联络员黄宇宙携带张的手谕，化装潜赴东北。车向忱远到哈尔滨、珠河、齐齐哈尔，并越过兴安岭进抵黑河。向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部，进行慰问并传达张学良的抗日指示。黄宇宙先后两次携带张学良亲笔信件，与唐聚五、邓铁梅等取得联系，推进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抗日问题上的处境，连有些日本人也认为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除非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开决裂，否则就不能不按不抵抗的命令作节节退让。但是，尽管如此，他在顾全所谓“大局”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抗日的工作，最后并亲自主持了热河保卫战。这一历史争实，是不能被淫没的。

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言吴民众抗日后援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东北各界爱国人士发起建立的一个影响较大的民众抗日团体。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各法团、各反日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流亡到北平、锦州等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影响和推动下，先后成立了3个抗日民众团体，即“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9月25日，王化一邀请阎宝航、高祟民、陈先舟、卢广绩等人议事。王化一向他们传达了23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他们谈话。张说：是南京方面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又说，东北民众自发组建抗日团体，他愿给以支持和保护。他们商定把上述3个抗日团体联合起来，定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2天，他们分头到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中去串联，得到他们的支持。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开成立大会。大会由卢广绩主持，参加入员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大会通过如下事项：

1、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

2、入会条件：不限东北籍人员，凡有国家观念，有国家理想者，为进行以武力抵抗日军之人员，皆可入会。

3、聘请军事人才组成特别委员会，实施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成抗日游击力量。组织训练班，为东北抗日力量培养军事、政治工作人员。

4、选举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等27人为救国会委员。

5、大会通过了《救国会宣言》。

6、决定把奉天会馆东西两院作为救国会办公地点。

10月20日，救国会各委员齐集北平。翌日，在奉天会馆举行全委会议，定出阎宝航、高祟民、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等9人为常委。成立了总务、军事、宣传三个组(后改为部)，各组(部)正副组长由常委分别担任。救国会是由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党派人士组成的，其成员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种情况：

一是，东北军政当局中力主抗日的高中级官员，如黄显声、熊飞、彭小秋等人。

二是，原辽宁省各法团、各反日团体的领导人，如阎宝肮、高祟民、卢广绩、王化一、杜重远、车向忱等人。事变前．他们分别是基督教育年会、教育会、农会、商会、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总干事、会氏、副会长、主任，是“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三个反日群众团体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早与共产党人发生了联系，如阎宝肮早在1927年就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他们这些人掌握着救国会的领导实权。

三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及其影响下的广大青年学生，则占该会成员的大多数。他们虽然不掌握什么实权，但是各项具体工作几乎全部由他们去做。

四是，国民党、国民党改组派、青年党也都有人参加该会。他们不掌握实权，多数人又不愿做实际工作，更不愿出关冒险抗日，且意见不一，如梅拂光、曹榴宣、钱公来力图把救国会变为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工具，而青年党人霍维周、王捷侠则主张抗日。

综上所述可知，救国会是由中国共产党号召影响下，在张学良的暗中支持下，由辽宁省的爱国人士发起、组织和领导，以东北籍广大青年为主体，包括各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组成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实际上，它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救国会再经成立，即在关内、关外同时开展抗日工作。在关内他们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争取各界人士特别是张学良及东北军政人员的保护和支持；募捐抗日资金．筹办各种军需物资；培训军事、政治干部，救济难民，抚恤抗日烈士遗族；兴办各类学校等工作。在关外方面是派人出关组建义勇军，并指导其对日斗争，在军械粮秣诸方面给以支援。

归纳起来，救国会对义勇军做了如下三方面的工作：组建、整顿、援助。

1、派员出关发动民众组建抗日义勇军；救国会成立后就制定了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成抗日游击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方针。在救国会成立之初，会内组织尚未健全，熟谙军事、政治工作人员极少的情况下，仍派出张新生、耿继周、郑桂林、石安全等人分赴黑山、新民、凌源、建昌、绥中、兴城等县去发动民众，联络民团，收编散兵、土匪，先后成立了“东北国民救国军”、“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4路”、“义勇军第48路”、“义勇军第13路”等抗日队伍。随着日军侵略范围的扩大，一部分绿林领袖、中下级军政人员、联庄会的首领起而组织各种名称的义勇军，到1931年11月下旬，辽宁、热河省东部、内蒙古南部、吉林省南部地区先后成立30几支义勇军，于是”会中工作渐繁，关外频来人，各地义勇军蜂起．愿接受本会领导，并请求支援。为了协同作战，救国会遂对各部义勇军进行统编加委，接受本会委任者，当时计分22路。

1932年1月20日、26日，救国会两次召开常委会研究选派出关人员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到同年6、7月份，救国会先后派出的军政人员有160余人，他们大都是东北籍青年，在经过短期军政训练后被派往东北各地的。他们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指挥员或联络员，对义勇军官兵进行“专抗日、不扰民、不乱杀俘虏”的教育，沟通各路义勇军之间的联络，参予拟定对日伪军的作战计划，培养军政骨干，对义勇军军事素质的提高起厂积极作用。到1932年3月，新接受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连同以前委任的22路义勇军，共有54路(以后又增加到56路)，27个支队，6个路的骑兵，计10余万人。1932年夏义勇军发展到50万人左右，其中接受救国会委任和指导的义勇军近30万人。

由于义勇军发展迅锰，参加者“流品极杂，未经相当训练，兼无粮指，衣食不周，向百姓迫索，举动逸出轨范”现象经常发生。为此，救国会决定：“切实治理，使成为铁的组织，方能临阵杀敌，卫国保种。整顿的具体措施如下：

1．划分5个军区。1932年5月28日，救国会召开常委会讨论5个军区划分事宜。6月1日正式通过了5大军区的区域分划及总指挥任命。规定：辽宁西部为第1军区，委任彭小秋为总指挥；辽宁南部为第2军区，王化一为总指挥(因王化一未能到任由李纯华代行总指挥职权)；辽宁东部地区为第3军区，唐聚五为总指挥；辽宁北部和吉林南部的磐石、棵甸、伊通、三面船等地为第4军区，熊飞为总指挥；辽宁北部、热河东部、内蒙古南部为第5军区，高文斌为总指挥。救国会还规定各军区成立总指挥部，总指挥、参谋长各1人，下设参谋、副官、秘书、经理、军法、军医、交通、政务8处。各路成立司令部，设司令、参谋长备1人，路下设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同年9月，又把军区改称为军团，增加了以冯占海为总指挥的第6军团，以冯庸为总指挥的第7军团。后来又多次调整。

据不完全统计，救国会集中运送军械物资给义勇军，前后有4次。第1次是1932年11月中旬，李纯华等30余人到北平，把救国会筹集的一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从海路运往辽东。同月30日，在东沟县枣儿沟靠岸。据资料记裁：“李纯华为张学良之特派者，于本月(12月)初，由海路从大孤山方面登陆，并输多数之军需品，即山炮4门、重机枪4架，轻机枪4架，炮弹2干个、小枪子弹30万粒、无线电一台，被服制帽(于上海被服厂制作)二三干件及其他。第2次是1932年12月11日救国会派高鹏等人押送一批军械物资去热河支援义勇军，“其中有追击炮2门、炸药50箱、重机枪4挺、马鞍10件、子弹2万粒、迫击炮弹5百发、手炮弹1千个、棉大衣1干件、丝棉背心850件、毛毯100条......"第3次是1933年初救国会派李秉普从海路运到东沟县黄土坎一批军火，由庄河县抗日军卸下，约装80辆车和120个驮子。第4次是1933年7月下旬，李春润把救国会拔给他的一批军火秘密运到烟台，从那里由海路运到东沟县窟窿山。抗日伪档案记载：有“迫击炮4门、重机关枪5挺、子提式8支、手枪300支、步枪2000支、子弹甚多”。

除上述集中运送外，救国会零星的、小批量的对各路义勇军提供的武器物资方面的支援，更远远超过上面的数字。除上面武器物资支援外，救国会还以大量现金援助义勇军，据不完全统计，到热河抗战爆发之前，救国会仅援助各地义勇军现款一项总金额达“38万7干余元”。

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支援最力的另一个民众团体是以爱国人朱庆澜为首的辽吉黑民众抗日后援会。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期间，正在上海主持长江水灾赈济工作的朱庆澜，为推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决定组织一个专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机构。朱庆澜联络何遂、富占魁、查仲勉(良创)、杨斌甫(幕时)等人，于4月26日．在上海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议通过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组织大纲》，规定：“本会以援助东北义勇军各军抗日作战，收复失地，完成救国工作为宗旨”，“凡为收复东北失地而在东北自动抗日作战之武力组织，无论用何名称，属何部曲，皆视为东北义勇军，得受本会之援助。”大纲载明，该会的具体任务是：一、调查东北军情，二、筹助东北军需，三、抚恤战士遗族，四、宣传东北现实，五、筹划实力应援。”

会议通过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成立宣言》。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巳使我全国家、全民族蒙致命之重伤”，“我政府及东北长官，仍不闻加遣一矢，耗矣哀哉！平时则锦衣玉食，临事则走内行尸，国与民将何所托命?”宣言赞扬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奋勇杀敌”，“屡摧强敌”，实为“我民族一线生机”，因此号召海内外同胞“各出所能，共襄义举”。能在精神方面为东北义勇军增长杀敌之气势，物质方面为东北义勇军增长杀敌之力量。同年5月间，为避免国民党政府借口有碍外交对该会的破坏，决定把“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改名为“辽吉黑民众后援会”。8月间，该会由上海迁往北平，在地安门内油漆掉1号办公，机构亦渐形健全．计有：

总务组：主任查仲勉、副主任姚九凌，负责对外联络；

财务组：主任畅斌甫、副主任王艳秋，负责掌握募捐款项的收支、审查与拨付各路义勇军申请款项等各种手续；

运输处：处长刘桐岗，副处长高双达。下没运输队、交通队、储存库，分别扔任给义勇军运送械弹粮袜，接运伤病员及物资保管等。

电讯总台：负责对义勇军的电讯联络。

后援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蒋介石以驻会参加工作为名从其军委会、军政部、参谋部、北平军分会等部门抽调人员监视该会的活动。妄图把后援会的抗日活动限制在国民党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后援会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羁绊，于同年11月中旬，与救国会联合组织了“义勇军总司令部“，朱庆澜任总司令，明确了两会的职能并作了分工；后援会专主募集抗日资金，支援义勇军抗日；救因会则协助朱庆澜专主义勇军对日作战事宜。

后援会成立之后，即以大量银元交付给各路义勇军来沪的代表，请其带回部队。不久，发现有的义勇军代表虚报情况，有的更冒充义勇军代表骗取捐款。为此，后援会多次派人到东北各地查核，经查确系抗日部队并确实急需援助者才给予援助。据《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捐款收支第一次总结报告》所载，自1932年5月至同年12月这半年期间，后援会共收到海内外各界人士捐款“总数为36万6干零42元8角2分”。支付给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冯占海、王德林及辽宁、蒙边、热边等地义勇军的款项，“总计为24万4干2百17元9角1分。”

后援会募捐和支付给各抗日部队数量最大的是在热河保卫战期间。据档案记载，在这一时期该会对117个抗日部队捐赠的现款一项，“共计大详191万零520元零6角3分”，加上其他方面的捐助，约有三四百万之多。

这些支援，对孤悬敌后的东北抗日军民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

五、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各地的兴起

出于爱国将领黄显声等人的积极发动，东北抗日义勇军首先在辽西、辽北一带兴起。到1932年初，在辽西地区活动的著名的抗日义勇军队伍有：耿继周领导的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4路，王显庭领导的辽西抗日救国军(后被救国会统编为义勇军第1路)，王大中领导的蒙边威镇第一义勇军，潘士贤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3路，于百思、张海涛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3纵队(后被救国会统编为义勇军第12路)，郑桂林领导的民众抗日救同义勇军第48路)以及石盘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13路等，除此之外，孙权东、吴兴围、金子民、高鹏振、孙玉常、王栋臣、贾秉彝、笈而常、高永久、佟锡久、孙雨田、祖跃时、裴景奎、杜成栋、刘纯启、齐跃廷、石殿卿、李宝荣、肖汉臣、穆文明、吴朝纲等部在辽西一带也有一定影响。当时辽西义勇军总数估计在10万左右。

在辽北蒙热边区(包括现屑辽宁的康平、法库、吕图、彰武，现属吉林的怀德、梨树、辽源，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通辽、开鲁等地)，兴起了一支由蒙汉各族爱国民众组成的抗日武装——辽北蒙边军骑兵军，总司令为原东北军事委员会少将步兵组长高文斌。该部后被东北民众救同会统编为东北义勇军第5军团，军团长高文斌。军团下属6个梯队，由包善一(蒙古族)、韩色旺(蒙古族)、李股(蒙击族)、刘振五、解国忧、刘海泉分任各梯队司令，队伍发展到万余人。

沈阳陷落后，卸任警官邓铁梅得到黄显声的赞许和支持，回到家乡组织民众抗日。10月中旬，邓在本溪、凤城、岬岩一带联络抗日志士组成180余人的抗日队伍，在顾家堡予(届凤城县)正式宣布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任司令。旬月间，队伍发展到1500余人，成为辽东三角地带(指南满、安奉两铁路线与黄海海岸线围成的区域)一支抗日劲旅。

绿林出身的张海天、项青山参加平定凌印清叛乱后被黄显声分别委任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和第一路司令，在营口、海城、辽阳、盘山、台安一带开展激击活动，队伍约千余人。不久，张、项与海城附近兴起的民众抗日武装吴宝丰、王全一等部联合，组成海城救国义勇军，队伍发展到数千人。1931年末至1932年春，辽南各地义勇军迅速发展，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活动在辽阳县小堡村—带的李烈生(即李兆螟，时为共青团员、同年转党)等指挥的东北民众义勇军第24路，活动在沈阳、本溪、辽阳之间的山区一带的赵殿良、白广思所部东北民众义勇军第21路，在辽阳县石厂峪一带活动的白乙化(中共党员)所部东北青年抗日义勇救国军等等，每支队伍数百至数千人不等。

“九·一八”事变后，原辽宁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与日军勾结，当了汉奸，届下步兵第2团、第3团及骑兵团随主官附逆。步兵第1团团附唐聚五决心尽军人守土保疆之责，被张学良任命为团长。唐就任团长后，联络不甘附逆的东边道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公安大队长以及其他爱国志士郭景珊、张宗周、刘挣达、林振涪、李春润、王形轩、梁锡福、孙秀岩、王风阁、包景华、王仁斋、刘山春等，组织抗日武装，经多方面准备于1932年3月21日正式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任命了18路、5个大队司令，唐被推举为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有众70000余人。

熙洽引狼入室，就任伪吉林省长官之后即派亲信去省内驻军各部劝降。时吉林省军署卫队团团长冯占诲屯兵永吉县官马山，熙洽派原水吉县县长关荫轩、伪吉林省参议杨沛然等待函劝降，并以抄没家产、派兵讨伐相威胁，均被冯占海拒绝。l0月下旬，冯占海集合全田官兵，宣布抗日讨逆。然后率部北渡松花江，进入舒兰境内，收编宫长海、姚秉乾等部小股抗日武装，队伍发展到15000余人，收复舒兰、五常等县城，并打退伪军于深扭部的进攻。11月中旬．以诚允为代主席的吉林省临时政府在宾县成立，冯部改编为省会警备军。诚允任命冯占海
为鲁备司令。司令部厂辖4个苔备旅，由冯占海、宫长海、姚秉乾、王锡团分任各族旅长，兵力达到两万余人。

熙洽投敌后其亲信延吉镇守使兼东北军步兵第27旅旅长吉兴也随之附逆，吉东地区各县落入敌手。676团3营营长王王德林决心脱离逆部，宰部抗日。对日军正急于修通吉林至朝鲜境内会宁的一段铁路，于11月间派测量队到瓮声砬子(今明月沟)进行勘测，并以武装兵护卫测量队。王德林素知敌人早就预谋修筑吉会路，以便于其扩大侵略战争，故下决心阻止敌人这一阴谋的实现。他宣称未奉本国政府命令不准他国武装人员进入防区，命令部下对强行闯入防区的日兵开枪，击毙日兵两名，余者溃逃。事后，吉兴为防止王德林继续阻挠日人筑路，将王部调离原防区，并命令王部随伪团长王澍棠东进向驻五常、榆树的冯占海等部抗日军进攻，王将计就计，遂将部队开到延吉小城子，并派人同冯占海联络，准备抗日。1932年2月8日，王德林所部官兵与当地工农商学各界代表在小城子举行誓师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为总指挥，宣布抗日讨逆。该部初建时兵力为1200人，至同年3月发展到20000余人。

熙洽叛国消息传到依兰，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立即向辖区各县发出通电，痛斥熙洽卖国行径，呼吁各县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667团团长马龙图是熙洽亲信，有意附逆，他断然将马龙图革职，派主张抗日的副官处长马宪章接任该团团长职务。他下令封锁松花江下游各县银行和财政存款，拒绝向伪政府纳税，同时为抗日筹集军费。为了抵御日伪向下江地区进攻，他将所部3个团集中在依兰整训待命，同时派员整顿下江13县地方武装，设立自卫团办事处，组织民团配合正规军作战。这期间，他分别派人与马占山、邢占清、丁超、冯占海、张作舟等联系，相约共同抗日。11月间，诚允为首吉林省临时政府成立。他当即表态拥护，不久即将马宪章所部667团派往阿省，支援冯占海部抗日军作战。在此前后，步兵第22旅旅长赵毅、第26旅旅长邢占清、第25旅旅长张作舟也拒绝了熙治的劝降，难备联合御敌。

此时，黑龙江省的抗日将领马占山、苏炳文也在积极备战，在他们的支持下民众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各地民间的红枪会、黄枪会、大刀会、抗日山林队等武装纷纷建立。出现了“司令如毛，义师如潮”的壮观景象，东北爱国军民的大规模抗战的形势即将到来。